“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考察时，他的这一重要论述掷地有声，再一次振奋了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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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悬在岳麓书院讲堂前的“实事求是”匾额，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图片来源：湖南大学）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在湖南突出强调“实事求是”了。前两次是，2011年3月来湘考察时专门提到了岳麓书院悬挂的那块“实事求是”匾额；2013年11月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将“实事求是”摆在16字方针的首位。
如果说一切文明史都是思想史，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作为一种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实事求是的历史演进，始终遵循着辩证唯物论所阐明的发展路向。
“实事求是”最早来自于班固撰写的《汉书》。历史地看，实事求是经历了前期与湖湘文化的相互浸润，后来又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实现了与时代的相互激荡，破圈出阵走出湖湘，迈向了世界。
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在湖湘学人风骨血脉的赓续中，“别开生面”地孕育了求是精神的文化品格。
可能周敦颐自己也未曾料到，他这位出生于湖南道县的小小县吏，会将湖湘文化从中华文化的边缘拉向正中央，因而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被称为湖南史上“第一位圣人”。
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尚文辞之学，对汉唐经学信守“注不违经”的教条，使儒学停留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层面，偏离“圣人之道”，危机重重。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为官清廉，处世惟实不献媚，更是以两百余字的《太极图书》，挽救儒学于颓废之中。
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儒学本体论危机，而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际，深居湘西草堂的王船山，则是面对喧嚣动荡，一扫两晋以来务虚空谈的风气，主张回到实际问题中来，实现了湖湘学风的近代转向，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热潮，这的确“别开生面”。
船山先生特别强调“察民情”，所谓“尽民之情曰察。地大民众而不得民之情，民必不附”，道理浅显却又如一声惊雷，不知是否惊醒淡忘了民本情怀的统治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影响了一批湖湘精英群体。
魏源以一双慧眼看世界，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音。
当列强的铁蹄踏破中华国门，许多被摧折的知识分子逃离现实，埋首经卷做起了“井底之蛙”的迷梦，而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籍士大夫，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漩涡之中，秉承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纷纷走上救亡图存的自强之路。魏源更是以一双慧眼看世界，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音，希望纠正时人的心态。
曾国藩于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次年，倾力支持重刻刊印《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将经世致用与古代语境下的实事求是进行联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下，实事求是则是必不可少的治学态度。
尽管我们无法知道思想的全部力量，不过从历史的浮光掠影中，我们依然可以一瞰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思想脉络。
无论是王船山，还是曾国藩，他们都有敢于直面现实的胆识，以及开风气之先的智慧。湖湘厚土孕育了湖湘学人的文化品格，更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赋予了实事求是更多时代内涵。
从湘学经世传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时代的鼎变之际，实事求是实现了内涵外延的崭新跃迁。
“五四”前后，时局仍旧动荡，山河亦破碎。
而湖湘精英群体那颗“经世致用”的种子，早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萌芽。
变革、求是，融合着个体的抗争，以及家国情怀的深沉宣泄。当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往返于湘江两岸，连接岳麓书院与湖南一师的，主要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无论是书院的那块匾额，还是一师名师杨昌济所倡导的教学宗旨，“实事求是”都显得如此厚重，直击人心。
事实上，经由湖湘前贤不懈的求索问道，及杨昌济等师长经世务实、注重实际的学风熏陶，实事求是这条真理之路，已然铺陈到了毛泽东的脚下，铺陈到了那群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脚下。
1917-1918年间，毛泽东分别偕同萧子升、蔡和森，两次“游学”于湖南诸地，了解国内这个“地盘”，了解农民、船工、县长等不同群体的所思所求。这看似普通的“游学”，却是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发端。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图为创刊号。
之后，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宣扬“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过，与所钦佩的王船山不同，他选择面向现实的社会实践，而非纯道德践行，因而赢得“实践家”的称誉。
正是湖湘实学的无声浸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便能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调研国情，来改造实事求是这个命题。
在许多命运转折点，凭借实事求是这一法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斗争的清醒与坚定。1927年因一些共产党人的一味迁就，甚至宁愿放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导致国民党抓准时机叛变，发动“清党运动”。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问，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了一个月实地调研，写下了影响深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共八叠支部旧址位于株洲芦淞区枫溪街道枫燎社区，是湖南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八叠成为湘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为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了生动素材。
还有，诸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这些著名论断，都闪耀着实事求是真理之光，其源头都绕不开湖湘经世学风对青年毛泽东的熏染。
从湘学经世传统的熏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实事求是”治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实现了创造性结合。受实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彻底将“实事求是”这面旗帜，从汉学家的手中接了过来，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根植湖湘实学品格，经从苦难走向辉煌，“实事求是”终成为“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这一照见湘学经世传统的实践哲学，不仅传承了湖湘学人实事求是的风骨血脉，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了它非同凡响的思想跃迁。
从世界观高点到方法论支点，贯穿实事求是这根“理论红线”，实践哲学为“三高四新”沉淀了思想的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创造性、创新性阐述。
“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这也启示我们，各地不可一概而论，必须面向现实，深入一线调研掌握实情。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才有了“第二个结合”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来湖南考察时，都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对湖南作出了“一带一部”“精准扶贫”“守护好一江碧水”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并高瞻远瞩地为湖南擘画了“三高四新”美好蓝图。
实践出真知，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不妨多尝一尝。于湖南而言，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须有“眼睛向下”的定力，须有直面现实问题的姿态。
规划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案例。
近年来，湖南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抓石留痕的毅力与决心，用理论价值的高点锚定实践的支点，不断汲取真理的伟力，赋能“三个高地”的打造。如持续放大“自主创新长株潭新现象”，规划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案例。
再拿湖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来说，这是以科学态度面向实际的重要实践，是坚持系统思维的实事求是。比如在醴陵，省委书记沈晓明关注特色产业、各类企业的发展，关注乡村如何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并倾听企业家、陶瓷工艺大师和专家学者的建议。比如在古丈，沈晓明要求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符合人口小县实际、具有人口小县特色的城乡协调发展之路。
自然，围绕“三高四新”和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调研远不止于此，调研的目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方式，在发现问题中解决问题，亦在解决问题中发现新问题。
湖南把“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活动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当前，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叠加期”。于世界汪洋中，如何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是其命惟新的哲学命题，也是亟须突破的实践命题。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也就是，人们想象、设想的东西都非改变世界的出发点。
当然，否认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看到问题却不正视，更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仅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更是揭示实践的力所不逮之处，或面对曲折的韧性与勇气。没有实事求是，就无法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更何谈中国式现代化。
一百余年后的今天，行走于岳麓书院的青砖路面上，我们或许依然会想起，那位青年伫立讲堂入口处，凝望上方“实事求是”匾额的场景。无论何时，别忘了实事求是这再朴素不过的真理，曾于变乱沉浮中激荡，在风骨血脉中承续，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释放思想伟力。
所幸，实事求是似一根情感之线，串联了湖湘儿女的创新实践，更联系着四方风云。且让我们致敬湖湘，致敬以周敦颐、王船山、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左宗棠、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精英，以及与他们与湖湘有交集的人们。
从“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凛然气节，到岳麓书院时务学堂的启蒙维新，再到革命岁月的硝烟弥漫，以及至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壮阔画卷，实事求是这一实践哲学，必将再迎来别开生面的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