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君，不久前参加了市人大的交流活动。她没想到的是，连人大代表们也在谈论：孩子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名校。

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她觉得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对教育的关注到了今天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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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6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心和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全人教育计划成果展暨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什么是内卷？教育出了哪些问题？既然内卷没有价值，那什么是有价值的？教育从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圆桌讨论环节，教育学者、学校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

九年前，设立“全人教育计划”之初，主办方确立了全人教师的四条标准：拥有一流的专业素养和健全独立的人格；尊重并爱每一个学生；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和终身学习能力；启发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没有一条标准和学生的分数有关，但每一届评选出的教师虽然不唯分数，但也不畏分数，而且他们的学生有着更强的后劲和更长远的发展潜力。”心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伍松说。

至今，“全人教育计划”已评选出27位教师代表，分布在13个省份，19个城市。2023年获评的四位全人教师来自广东省中山市、河南省武陟县、四川省成都市、北京市朝阳区四地。

第七届全人教育计划成果展暨交流研讨会。（受访者/图）

“

咱们班满分多不多？

”

北京朝阳赫德学校的数学老师杨玉翠是本届全人教育提名教师，早在六年前，她就同家长半开玩笑，“谁的孩子考100分，谁第一个没饭吃。”她觉得学生会思考比考满分更重要，但家长在底下笑，不信那一套。

家长是焦虑的。有家长问起孩子成绩，杨玉翠说A+。家长又问：“A+是多少分？”“满分。”家长还接着往下问，“咱们班满分多不多？”

六年过去，杨玉翠的感受是，教育内卷愈演愈烈。

一位北京市人大代表同曹君说，自己五年级的孩子语文考了93分。曹君认为这是很好的成绩，但家长觉得不行。“他的排名是多少，如果排名不能进到多少，就不能进到什么样的学校。”曹君说。

曹君观察到，家长把现实中的考评数据量化得一清二楚，最后得出结论——“我也觉得争这几分没有意义，但我不得不做。”在她看来，这就是内卷的表现，“大家在认为没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仍表现出一种无奈。”

青岛二中原校长孙先亮，如今在海尔学校担任校长。他打了个比方，从小学卷到初中，面对高考的压力，到高中已经卷成了“巨浪”，成为“很难挡住的一股洪流”。

他透露，一些地市的教育局不敢明着颁布政策，在大会上不能记录、不能录音，不能拿书面材料，但会告诉学校：“高三必须在8月7日开学。”

“我们做教育的是专业人士，却去做不专业的事。你一卷，家长就闻风而动，逼着学校去卷。”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度不想做教育，也不想谈教育。

另一个变化是，以前在青岛二中，孙先亮周末和节假日从不加班，“但今天已经没有办法了”。

2023年8月16日，第七届全人教育计划成果展暨交流研讨会圆桌论坛现场。（受访者/图）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价值观的培育是曹君看重的，学校首先“要确认正确的方向，做重要的事”。在工作30年里的每个阶段，她都追问自己一个问题，“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她有了一个笃定的答案：“教育即生长，除了生长，教育没有其它目的。”

江苏省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也认同这种观点。“价值观决定教育的水准。”他说。

四年前，曹君从名校调到“相对薄弱”的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在旁人口中，所谓薄弱在于“你们学校成绩差”。但她没有和老师们纠结过成绩的问题，而是将校训确立为“我有无限可能”。

她说：“中国千差万别的学校太多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把它办成一所名校，而是为了促进学校每一个师生的生命成长，用‘我有无限可能’去激发和唤醒每个人。”

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以课程为载体，在生活中寻找、设计、建构场景，研发生活化的融合课程，将育人目标指向元认知能力、社会情感能力、实践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培育学生成为能够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的独立学习者、善于沟通的友善合作者以及积极解决问题的行动者。

现在，学校几乎每周都有学生的展示展演，高年级的孩子研发游戏后，带着低年级小朋友一起玩。甚至一年级的小朋友在结束一年的学习后，会给弟弟妹妹出一本图画版的在校学习生活指南。

不光是整体的校本课程设计，一堂数学课也可以传递育人理念。

如何测量长方形的面积？杨玉翠在讲到面积和面积单位这部分内容时，课本上给出的方案是：平铺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一行铺10个，铺了3行，长方形的面积就是30平方厘米。

一个小朋友跑上前，摸了摸她的脸，“老杨的脸怎么铺？大山坑坑洼洼，测量面积怎么铺？”

她给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教授孙晓天发了封邮件，列上了孩子的问题。收到回复后，她又把回复内容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你看，教授都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说你厉不厉害？”

这是杨玉翠教学目标的缩影：让孩子充满兴趣、专注力强、会想问题。

然而，这些理想化的小学教育，不免带着浪漫色彩。而作为高中的校长，孙先亮直言：“高中不谈成绩，过不了生存这一关，学生没法往前走。”

做了21年校长，他再清楚不过，“我们必须谈成绩，而且必须以最少的时间和最高的效益来获得成绩。”他接着说，“拿到好成绩，家长满意了，学校再折腾什么就没问题了。”

学者建议取消中考

，然后呢？

走出教育理想主义者打造的城堡，学生仍将直面教育竞争的残酷一面。

从小学毕业后，有一个女生找到曹君，哭着诉说初中学校的种种不好。这让曹君感到难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确实是匮乏的，如果你知道好的教育是什么样，请你努力去到更好的学校。今天你为自己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努力，明天你就有力量创造好的教育。”

作为高中教师，王雄发现，在应试教育中，反复的背诵和练习对学生智力产生伤害。“如果教育朝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就要尊重不同的学生，他在这个时候赶不上，不代表未来就不行。”

但如今王雄也对“不代表未来就不行”产生了一些动摇。他曾在职业学校代过一学期课，看到的现象使得他有了更多担忧：老师在台上讲，下面所有学生都在睡觉或者玩手机。老师不管，“课堂处在一种失控的状态”。这让王雄觉得，教育制度需要进行改变。

刘坚也关注中考分流：上高中还是职业学校？能上什么样的高中？他走访上海、深圳等地后发现，至今在大城市，不到万不得已，家长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学校，“只有成绩不好才会去”。

在他看来，（中考分流）是导致家长和全社会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中考这种单一的考试制度，决定了一个十五六岁孩子的一生。”

他认为，人力资源大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一字之差背后在于人有没有好奇心。他希望学生能得以舒展，找到自己的尊严，释放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好的教育，要把高利害的竞争尽可能往后推移。”刘坚透露，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呼吁取消中考。

但这个倡议背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取消了中考，小学到高中如何办学？什么样的生态能支撑更好的教育，形成更良性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关于中考分流，或许这才是留给教育工作者们真正的命题。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杜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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