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标正在成为城市竞争的新形式。

近日，武汉市社科院主办的《武汉社会科学》辑刊发布《基于新发展格局下的武汉与广州发展比较研究》，在梳理分析经济发展在武汉之上的国内城市后发现，广州与武汉的地位、功能最为接近，有很多相似点和契合度，是现阶段武汉最合适的对标对象。

(相关资料图)

近年来，城市之间掀起对标热，北方城市一路向南找对标，内陆城市对标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被对标次数最多。

事实上，并非比自己强就能当作对标城市。武汉市社科院课题组认为，既要满足规模体量、发展水平领先，又要满足对区域发展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相似，两者间的发展差距还能通过“比、学、赶、超”有望追及，才是合适的对标对象。

对标广州的方向和路径

综合《世界城市名册2020》、《世界城市品牌价值500强（2022年）》以及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等榜单，并结合城市经济、人口规模等数据，目前国内头部城市基本可划分为三个梯队。

具体来看，第一梯队：北京和上海，经济总量“4万亿+”规模，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目标是成为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顶级全球城市；第二梯队：广州、深圳、重庆等，经济总量约“3万亿”规模，其中广深肩负带领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航运等领域参与全球竞争；第三梯队：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等，经济总量在“2万亿”规模左右。

与我国当前正在深入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相匹配，这些头部城市都处于全国东中西协调互济、南北板块互动战略格局的重要节点。要构建起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国家战略之间需要协调互动，尤其需要这些处于国家战略区域的支点城市、核心城市进行引领带动，以及相互之间的有效战略合作。

换言之，未来参与全球竞争将形成新的城市竞合态势，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之间的合作，包括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之间的合作，正成为主要决定性因素。因此，课题组认为，构建形成京广（京九）南北新陆海通道战略主干体系，增强京广（京九）大动脉的辐射带动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加强南向战略，选择广州作为武汉现阶段的对标的对象更为适宜，既满足规模体量、发展水平领先，又满足对区域发展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相似两个关键点，且与武汉同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

课题组组长周阳表示，武汉的产业结构与广州具有相似性，两座城市具有同样的“商贸重镇+工业基地”特质，不论是在人口总量、工业总量上，还是在三次产业结构、主导产业上都更为相近。汽车、电子、石化都是两城传统支柱产业，合计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50%左右；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均是两城主要的新兴支柱产业；广州有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皮具箱包、珠宝首饰、家居建材等特色产业，武汉也有烟草食品、智能家居、纺织服装等特色产业。

在商贸流通方面，武汉与广州也具有相似性。周阳说，自唐宋以来，广州基本都是我国南方门户，并依托“广交会”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和联通内外贸的重要枢纽，年办展数量和面积均稳居全国第二，跨境电商进口规模连续9年稳居全国第一。同样，崛起于明清时期的汉口镇，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汉正街，乃至近年崛起的汉口北市场群和“汉交会”，也发挥着重要的商贸流通、内外贸枢纽功能。

课题组认为，两城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广州新兴产业占比超过武汉；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开始领先武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多；现代服务业发展中，不管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会展名城建设，还是区域金融中心、期货交易所建设等，都拉开武汉一个量级。

过去，广州科教资源匮乏，但近年来，随着广州加大对部属、省属高校投入，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群，广州科创能力已经开始领先武汉。“十三五”期间，广州5年累计R&D投入总量是武汉的1.5倍，5年累计财政科技支出是武汉的1.4倍；2021年，广州技术合同成交额是武汉的2.1倍左右，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武汉多了2000多家；2021年，广州国家实验室挂牌，2022年广州新增两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在商贸物流总量、国际机构数量、综合交通枢纽地位、金融服务辐射面等指标上，广州也均高于武汉。比如，在2021中国物流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广州在竞争力和辐射力均排在第3，武汉物流竞争力排名第7，物流辐射力排名第9；“广佛同城”作为国内最早实践同城化概念的地区，“广州服务+佛山制造”的全域同城化程度也高于武汉都市圈。

“对标的目的是为了追赶、缩小差距，甚至实现超越。”周阳指出，从GDP总量来看，武汉正在缩小与广州的差距，2021年武汉是广州的63%，比广州少约1.1万亿，2022年比重增加到65%，总量差距缩小到9973亿元，“长期保持GDP平均增速高于广州2个百分比以上是武汉能否实现赶超的关键”。

课题组从八个维度给出了武汉追赶广州的方向和路径，包括：以研发设计创新链、先进制造产业链、商贸物流供应链等为核心支撑，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双主导的产业结构；探索“双创集聚＋产业生态＋城市社区”“创产城”融合发展模式；适度超前布局科学基础设施，争取更多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以商圈商街、景区景点、场景应用等为纽带，打造24小时城市社交目的地和世界级休闲旅游目的地；联合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突破性发展多式联运和中部陆海联运大通道等。

避免盲目对标和朝令夕改

第一财经记者整理公开报道发现，目前国内有30余座城市提出向榜样城市学习对标，对标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其中山东省有16个城市都进行了对标。而被对标的榜样城市则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和深圳被对标次数最多，都达到7次，杭州、广州分别被对标4次和3次。

有些城市同时对标了多个城市，像山东烟台对标了14个城市，这14个榜样城市的共性是都靠海，但其他方面则千差万别，使得对标很难实质性开展。还有一些城市因为主要领导的调整而改变了对标城市，比如山东威海在2017年提出对标青岛，2019年又提出对标苏州，一年后榜样城市又换成了上海。

对此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城市对标不是一窝蜂地赶时髦，不能盲目进行，而是要精准对标，选择最合适的榜样城市，并展开地毯式的全方位学习和赶超。比如，一些中小城市与其选择人人向往而不可得的明星城市，但又得不到明星城市的垂青和重视，沦为“单相思”，不如选择小而美的特色城市，将其独到之处收入囊中。

榜样城市能够取得成功，绝对有其过人之处。但是，这往往并非在于它们在做什么，而是它们过去做了什么、它们现在思考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这样做。马亮指出，基于此，城市对标切忌做表面文章，走马观花地进行“政策旅游”，只有将榜样城市的成功密码和发展精髓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对标学习。

“对标是竞争和赶超，更是对接和合作。”马亮认为，城市对标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国版的“雁行模型”，使先富带动后富，推动共同富裕。这需要对标城市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也需要地方领导能够像接力赛一样接续努力而不是改弦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