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只活了33岁，他是30岁才开始传教，三年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亚历山大大帝也只活了33岁。现在如果一个33岁的年轻人站到你面前，你觉得他能做多少事？
历史是由相对年轻的人书写的，考虑到过去人们的预期寿命很短，他们从前面的历史中究竟能够学到多少知识和传统，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又是如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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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人的生命能量、人的精力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有真的有所谓使命或天定命运，那么时间尤其紧迫。有些人的生命宽度和厚度，确实令人惊异，你会慨叹，为什么他们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既留下功业，又留下思想和艺术，还能留下后代，他们有生之年的时间，是如何有效分配的呢？他们过的，肯定不是我们芸芸众生所过的土拨鼠之日。
如果不能做历史的主人，那么就不过是历史的又一个注脚。
以下摘自尼尔·弗格森《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在尽职尽责地重构过去的推理过程中，我总是努力记住关于过去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容易疏忽过去的人并不长寿。过去的大多数人即使没有英年早逝，寿命也不长，而那些没有英年早逝的人则一直承受着丧失他们所爱的人英年早逝的痛苦。以我最喜欢的诗人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大师约翰·多恩为例。他活到59岁，也即比撰写本书时的我大13岁。他是律师、议员，并在放弃罗马天主教信仰后成为盎格鲁神甫，后为了真爱而结婚，结果为此丢掉了给他的新娘的叔叔——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格顿爵士——担任秘书的工作。在长达16年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安娜·多恩为她的丈夫生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3个孩子——弗朗西斯、尼古拉斯和玛丽夭折时还不到10岁。安娜·多恩的第12个孩子出生时便已死了。约翰·多恩最疼爱的女儿露西死后，他自己也几乎随她进了坟墓，此后他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原名《紧急时刻的祷告》，1624），在诗中写下了劝勉人们应对死者抱以同情的最伟大的诗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3年后，他的挚友之死又给了他灵感，于是他写下了《圣露西节之夜，最短的白日》（A Nocturnal upon St Lucy’s Day, Being theShortest Day）：
将我细细端详吧，爱人们
来年春天，我们就将生死永隔
我已寂灭，意欲归去
爱神却来将我点化
他果然法术神通
于我的清贫惨淡中，于我的茫然虚妄中
于空空渺渺之中，他炼出精魄
使我脱胎换骨，涅槃重生
先前的颓然黑暗，不复存在
对于希望更好地理解人类预期寿命只有如今一半长的时期的人类状况的任何人，他们都应该读读这些诗词。
使人们英年早逝的死亡，其无与伦比的威力不仅使生活险恶不安，而且使之充满悲伤。这也意味着，打造昔日文明的大多数人，在为社会作贡献时都还很年轻。伟大的荷兰、犹太混血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只存在一个实体的、具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物质世界，“主”便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秩序，因为我们只是模糊地感知它的存在，此外一无所知。他死于1677年，当时54岁，很有可能是白天作为镜片打磨工匠时吸入了玻璃的微粒所致。布莱士·帕斯卡是概率论和液体动力学的先驱和《思想录》（Pensées）的作者，基督教的最伟大辩护人，只活了39岁；如果之前唤醒其信仰的交通事故是致命的，那么他死得就更早了。如果能活到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兹马斯（69岁）和蒙田（59岁）的年龄，谁知道这些天才还能创造出其他什么伟大的作品呢？创作了最完美歌剧《唐璜》的莫扎特，死时年仅35岁。谱写了庄严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弗朗兹·舒伯特极有可能是死于梅毒，年仅31岁。尽管可谓多产的作曲家，但假如他们能有幸活到慢性子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活到的63岁，或者魁硕的安东·布鲁克纳活到的72岁，又会怎样呢？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写下表达平均主义的诗篇《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他死于1796年，年仅37岁。而这样一位藐视官爵世袭制度的诗人（曾写下“官位不过是金币上的图案/人才是真金/不管那一切”）竟比极力推崇这种思想的诗人短寿得多，这是多么不公平。丁尼生在他83岁高龄享受种种荣誉后才去世。帕尔格雷夫编著的《英诗金库》，如果能多收录些彭斯的作品而减少丁尼生的作品，将会更出色。假如维梅尔和毕加索两人命运互换——辛勤创作的维梅尔活到91岁，而多产的毕加索在39岁时便英年早逝，当今世界的艺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与哲学、歌剧、诗歌或绘画同属于我们文明内容的政治，也是艺术。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艺术家亚伯拉罕·林肯，在白宫只担任了一个任期的总统，便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仅6个星期后，成为了心怀怨恨的行刺者的受害者，那时他56岁。这位出生于小木屋，起草了辉煌的葛底斯堡演说——将美国重新描述为“以自由理念为基础，旨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和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主张的国家”，自我成才的伟人，如果与患有脊髓灰质炎、又玩马球的伟大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活的年岁一样高（借助医学科技的帮助，罗斯福活得够长，死于63岁之前几乎整整担任了4个任期的总统），美国重建时代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与过去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预期寿命更短，更在于我们享有更好的物质舒适度），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了解过去时代的男男女女。在早于科林伍德的自传一个半世纪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亚当·斯密详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并不是一场一切对抗一切的战争的原因，因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怜悯心之上的：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唯有设身处地地想象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虽然我们的兄弟背负巨大压力，但如果我们自己内心安逸，我们的感官将无法给我们传达他所遭遇的痛苦。他们从没有，也永远无法使我们受到超过我们亲历的情感的感染，而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形成关于他的实际感受的认知。即使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也只有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象他们可能会有的感受时，才能帮助我们具有怜悯心。这种怜悯心仅仅是我们感官的印象，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复制的他的印象。通过想象力，我们设身处地，就像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