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翻译行为是译者在翻译活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目的、有规律地实现语言的转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杰出英译者，马克·本德尔（MarkBender）的翻译行为以“借译促研”“以研助译”为特征。本文将从翻译选材、模式、策略和方法几方面解读译者马克·本德尔的翻译行为，以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外译提供可供参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典籍;　马克·本德尔　;翻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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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中绚丽多姿的一块瑰宝。广阔的地域分布、不同的气候条件，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各具浓厚民族风采的口传文学和文化典籍，并世代传承至今。这些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记录了各民族的历史起源、风土人情、文化意象，承载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极具研究价值。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民俗学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马克·本德尔（MarkBender）于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工作，从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并翻译了大量口头文学作品。例如，他与中国学者今旦及其子女合作翻译了《苗族史诗》，引发民俗学界的广泛关注，成功地将这一承载了苗族历史文化的瑰宝传播至海外。除此之外，他还合译或独译了彝族叙事诗《勒俄特依》《七妹与蛇郎》《虎迹》以及《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等作品。本文将基于本德尔的职业身份和研究取向，对其翻译行为进行解读，以期为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外译提供可供参考的有效途径，从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走出去”，在展现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丰富海外文化的同时，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译、研互补：马克·本德尔翻译行为的动因与特征

Nord（2001）认为“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action)是译者为实现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罗选民教授（2013）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行为，它还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教育行为”；钱春花等（2015）基于行为主义理论将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behaviour)界定为“译者在翻译动机、翻译认知等内在因素以及多重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为实现语言转换进行的一系列有规律的行动”。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是译者在翻译活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目的、有规律地实现语言的转换。下文将对马克·本德尔的翻译行为与研究行为之间的互补关系展开分析，以发现其翻译行为的动因与特征。

（一）借译促研

马克·本德尔一生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研究，译介少数民族文学是其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他之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2014）在访谈中提到，通常美国学者想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都是通过英译其作品来实现。少数民族文学来自民间，源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基于丰富的翻译经历，本德尔提出了“体验式翻译”，为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译者要获得原文的文化背景、要获得同样的意境，就要亲身到那个环境、地方去体验，因为有物质的文化在里面，少数民族诗歌和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创作的灵感就和这些物质密切相关”（马晶晶、穆雷，2017）。本德尔作为外籍学者，翻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必须对作品有充分的了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似一般的文学作品，其多为口传文学，大多以世代口头相传，从而保留至今。有文字记录的典籍不多，因此特殊性，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工作十分繁琐不易，也因少数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困难重重，可谓荆棘塞途。为搜集相关材料，了解相应文化背景，他扎根于少数民族民间生活，与传承人沟通交流、亲自参与少数民族活动，对少数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感悟。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对其研究工作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以研助译

近几十年兴起的民族志诗学、民俗学理论、生态批评等理论与方法对本德尔的翻译行为影响巨大（文培红，2017）。例如，本德尔（2019）受生态批评学者乔尼·亚当森（JoniAdamson）的启发而提出“万物志翻译”（cosmographictranslation）的概念，提倡“从不同视角看待史诗文本，挖掘其深层次意义”，从而丰富译文；受民族志诗学的影响，本德尔注重传递少数民族诗歌中有关自然与环境的文化意象，认为此类意象是译文不可或缺的部分，译者应予以足够重视。此外，本德尔（2014）在翻译彝族诗歌时，内容涉及招魂仪式等民俗事象。由于他曾亲历过此种仪式，对其意义有着充分的理解，于是能将其内涵呈现于译文之中，继而保留了原文本的文化信息。因为翻译者大都主张直接进入当地社区，少数民族译作往往也就容纳了翔实的实际表演情境及其背景信息（本德尔，2005）。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实际上涉及三种语言的转换，少数民族语、外语和汉语。为保留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的文化内涵，本德尔（2005）还反复强调，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避免第三种语言的过滤，也即汉学家梅维恒（VictorH.Mair）提出的“汉语过滤器”（ChineseFilter）之说，因为该过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某些语言的介质和内容。其弊端在于，对外译介口传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如先将其翻译成汉语，再从汉语译作其他语言，难免会丢失原文的精华之处（马晶晶、穆雷，2017）。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若能以汉语作为辅助的“桥梁”，在译前帮助译者理解原文，再实现由少数民族语言到其他语言的直接转换，便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原文丰富的文化内涵，减少文化信息的流失。本德尔作为民俗学家，是典型的研究型译者，兼具学者和译者双重身份。研究型译者的特点在于“翻译什么，研究什么；研究什么，翻译什么”（王秉钦，2004）。他不是单纯地在做语言的转换，而是针对源文本的特点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原作。对本德尔而言，翻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助于他深入研究其民俗文化，因此，翻译促进了他的研究；与此同时，研究又改善了他的翻译，使得他的英译作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

二、严学精译：马克·本德尔英译行为解析

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者，还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者与传播者，因此其翻译行为不仅是对文本进行简单的语际转换，还应涉及翻译选材、翻译模式、策略方法选取等诸多方面。

（一）翻译选材

本德尔作为研究型译者，在选择翻译作品时自然会受个人研究取向、源文本学术价值和传播需求等方面的影响。在个人研究取向方面，本德尔本人一直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不是所有少数民族文学都有完整的文字记录，也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有机会被外译。在某些程度上，地域决定了一个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本德尔在20世纪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结识了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如马学良、今旦、吴一文、罗庆春（阿库乌雾）、苏华娜等人，与他们进行学术交流，这使得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产生了浓厚兴趣，且成果颇丰。如他曾与苏华娜合译《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1984）、与今旦先生及其子女合译苗汉英三语版《苗族史诗》（2012）、与阿库乌雾合译彝汉英三语版彝族当代诗歌集《虎迹》（2006）、独译彝族口传叙事诗歌《七妹与蛇郎》（1982）等作品。此外，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价值。它们承载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反映了各民族别具一格的悠久历史文化，在各族文化中地位崇高，极具研究价值。以《苗族史诗》英译本为例，该译本填补了英语世界此前并无中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典籍这一学术空白（周杰、汤浩，2022）。本德尔的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作品既为西方民俗学研究填补了极有价值的素材，促进了中西民俗学界的沟通与交流，又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世界更多的关注，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翻译模式

鉴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性，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是最大的障碍。如果单纯由中国译者来翻译，在语言理解和文化背景知识层面虽有优势，但毕竟译入语不是其母语，行文上很难达到母语者的水平；反之若只由外籍译者来翻译，在理解上就会有困难，就算译者精通中文，却也未必能充分理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文化内涵。鉴于此，中外译者之间取长补短似为此类作品外译的有效途径。本德尔（2017）曾指出，“中国译者进行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在英语的艺术、文字和语言方面很少能达到nativespeaker的程度，英译部分给一个nativespeaker做会更好”，因此最佳模式应为团队合作翻译。以《苗族史诗》苗汉英三语版为例，该译本能成功出版，团队合作的翻译模式不可或缺。参照其翻译团队结构：今旦先生、吴一文先生既是史诗传承人及整理者，也是苗汉译注者；本德尔母语为英语，是汉英翻译第一译者，而同样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葛融主要负责序言和后记等副文本的翻译；吴一方女士通晓苗汉英三种语言，不仅承担了部分翻译任务，还负责协调及辅助其他成员的工作（朱晓烽、王小悠，2022）。就译本质量而言，合作翻译这一模式无疑对《苗族史诗》的成功译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翻译策略及方法

在《苗族史诗》三语版中，苗族人民生活、祭祀、迁徙等故事篇幅庞大且内容复杂，本德尔为将其译好、译精，在异化策略的指导下，多采用直译、音译的方法，并辅以深度翻译，力求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忠实于源文本，为英语读者呈现了原汁原味的苗族文学作品。1.直译本德尔将史诗中提到的部分人神称谓、诗歌篇章名及文化意象等采用直译方法处理，在保留原文信息的同时，也使得译文简洁易解，例如：1）人神称谓“土地菩萨”（theEarthGod）、“静鬼”（SilentGhost）、“雷公”（ThunderGod）等。2）诗歌篇章名“金银歌”（theSongofGoldandSilver）、“运金运银”（TransportingGoldandSilver）、“铸日造月”（CreatingtheSunsandMoons）、“犁耙大地”（PlowingandHarrowingtheEarth）、“弟兄分居”（theBrothersDivide）、“追寻牯牛”（SearchingfortheSacrificialBuffalo）、“蝶母诞生”（theBirthofButterflyMother）、“洪水滔天”（theGreatFloodRisestotheHeavens）、“溯河西迁”（MigratingUpRiverstotheWest）等。3）文化意象“鼓社”（DrumSociety）、“招（羊）龙”（Invokingthe(goat)dragon）、“招家龙”（Invokingthefamilydragon）、“招寨龙”（Invokingthevillagedragon）等。2.音译音译即“把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用另一种语言中与它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符号表示出来”（熊兵，2014）。苗族史诗中的音译主要涉及人神称谓、地名和文化意象等，这些词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有些在现实世界里也并不存在，例如：1）人神称谓“姜央”（JangxVangb）、“嬢妮”（NiangxNil）、“尕哈”（GhabHvib）、“养优”（YangxYub）、“酿鬼”（DliangGelghost）、“顾养”（GukVangx）、“妞希”（NiuxHxib）等。2）地名“尕南梁”（GhabNanglLiangs）、“别娥”（BilNgul）、“香炉山”（BilJelMountain）、“鸡讲”（DlibJangl）等。3）文化意象“耶康窝”（vilkhangtnest）、“嘎康”（gadkhangt）、“蛊药”（jabpoison）、“友药”（jabyulherb）、“都勒水”（juiceofdeblel）等。本德尔使用音译的目的在于，使译文保留史诗原作中专有名词的语音信息。而在译文后附上该词的注释，则既可保留苗语的自身特色，又为读者提供了相应的文化背景。3.深度翻译少数民族文学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之中。在外译时，某些字句难以翻译，且又受限于原文诗行的句式结构。对此，本德尔使用了深度翻译来加以弥补。深度翻译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以评注或附注的方式将文本置于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从而保留源语言的文化特征”（Appiah，1993）。如《序歌》里对“有个雄讲老公公，从从容容去架桥”（汉语版）一句的背景信息做补充，其中“雄讲”的英文注释为：XongtJangx,accordingtotheepics,isthefirstgodtoappearbeforethecreation,bornbyawindblowingfromtheeastalongariver.Later,hebuiltabridgeinheaven.“架桥”的英文注释为：Thebridgefunctionsasanaltarwherethewomanwillbegthegodsforoffspring.ThisissimilartoHanwomenprayingtoGuanYin,theGoddessofMercy,forchildren.本德尔希望他的读者可以通过注释来了解史诗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这样既保留了苗族史诗的口传艺术特征，也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更易理解的译文。深度翻译作为再现原文信息、助力读者理解的补偿手段，有效地提升了不同群体的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度。就这一点而言，译者不仅需完成语言之间的转换，还需针对源文本的特征采取特定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原作。

三、结语

本文从翻译选材、模式、策略和方法等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美籍英译者马克·本德尔的翻译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解读。本德尔作为研究型译者，其翻译行为重在译研结合，且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忠实于源文本，充分保留了作品的民族文化内涵，向国外读者展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本德尔的翻译行为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具有以下启示：首先，借译促研，以研助译。本德尔作为一名研究型译者，为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好、译精，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几十年来走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充分的田野调查。翻译拓展了他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又确保了他的翻译质量，令其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源文本，挖掘其深层次涵义，从而使其译作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外译可在异化策略指导下，使用直译、音译的方法，并辅以深度翻译，使译作再现原作艺术特征的同时又保留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提高了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度；最后，中外译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合作翻译，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有效的模式。这一模式既有助于准确解读源文本，传达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质，又能使译文的语言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作者：朱晓烽 任澍青